如今，越来越多在职场受到伤害的员工选择通过社交平台或者其他途径发声，而很少有人愿意通过仲裁途径解决问题，这在美国就业市场也是如此。根据反托拉斯的调查，在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科技公司里，几乎没有人提起仲裁索赔。 在上述公司，当遇到性骚扰、薪酬不平等、性别歧视等劳动纠纷时，员工无法拿起法律武器维权，只能通过内部仲裁解决，即便对仲裁结果不满意，也不能提起法律诉讼，造成这一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员工为何不愿对公司提起仲裁？
尽管员工在理论上享有“仲裁”这一权利保障选项，但几乎没有人会真的选择仲裁，因为仲裁申诉期限非常漫长，且索赔金额有限。这一切均源于在员工在签署劳动合同时被迫签订的一项“霸王”条款“ — 强制仲裁。长期以来，强制仲裁成为大型科技企业规避法律风险的保护伞。不过近年来，反对强制仲裁的呼声越来越高。
近日，面对众议院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的质询，谷歌等公司提交了一些数据，其中包括首次公开提供的企业仲裁统计数据。 数据显示：
在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1 日期间，谷歌内部员工仅提出过 11 起仲裁请求，谷歌的供应商仅提起过 3 起仲裁请求，每年不足 1 起。
自 2014 年以来，Facebook 的员工仅提出过 5 起仲裁请求，而其商业合作伙伴的仲裁诉讼数量为零。
自 2016 年 6 月以来，只有两名苹果员工提出仲裁申请。
从 2014 年到 2019 年，亚马逊与第三方卖家签订了 163 项仲裁协议，实际诉讼案例则不足 30 起，这个数字相对 250 万家合作销售商而言，简直微不足道。
这可能令人难以置信：这些员工体量庞大的巨头公司，仲裁事件数量却屈指可数。而这些大厂员工因为各种纠纷抗议东家的新闻又频频见诸报端，他们为何不通过仲裁及法律诉讼的方式解决？
事实上，员工、客户和承包商并不愿意对 Facebook、谷歌、亚马逊和苹果等公司提起仲裁。因为，他们在与公司签订劳动 / 合作合同时，其中也签署了一项“强制仲裁“的条款。该条款规定，如果员工在遭遇薪酬不平等、性别歧视、性骚扰等任何纠纷时只能在公司“内部解决”，而不能将企业告上法庭，用法律的手段维权。
苹果还算比较“良心”的一家，其雇员在入职时会签署“强制仲裁“的条款，不过好在它在条款中支持员工自主离职。在其消费者服务条款以及应用开发者合同当中，并没有包含仲裁条款。
在硅谷的大部分科技公司与员工的劳动合同中都包含“强制仲裁“条款，有些公司悄悄将这项条款加在合同里，在员工丝毫没有发觉的情况下操作了这一切。当然大部分员工选择被迫接受，因为不接受，就要面临失去一份工作的代价。
因此，尽管数亿雇员与消费者在理论上享有“仲裁”这一权利保障选项，但几乎没有人会选择仲裁。因为缺少其他可行的替代性选项，员工、承包商及商业合作伙伴 — 任何与科技巨头有所关联的个体都几乎不可能有机会主张自己的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法律规定，在处理劳动争议时，要遵循“仲裁前置”原则，即如果有纠纷，员工需先申请劳动仲裁程序。对劳动仲裁不服的，才能提起劳动诉讼。
“强制制裁”条款是得到美国最高法院支持的。在美国所有与该主题相关的法律概述中，以雇主的名义将强制性仲裁条款插入在雇用协议中是被允许的。
此外，“集体诉讼禁令“也是美科技公司在劳动合同及消费合同中添加的一项”霸王”条款，在零售等低薪行业、在硅谷、华尔街，“集体诉讼禁令”被广泛使用，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份工作，就必须签署有仲裁条款、个人诉讼条款的劳动协议。很多时候，如果不签署含集体诉讼禁令的合同，员工在申请信用卡、使用手机、有线电视、网上购物、租车等日常生活 活动中会很不方便。
“集体诉讼禁令“能够阻止员工 / 消费者进行集体诉讼，从而让企业规避法律风险。
科技巨头回避法律约束的保护伞
长期以来，强制仲裁一直饱受争议，因为它剥夺了员工用法律武器维权的权利。
自从美国最高法院批准扩大强制仲裁条款并限制雇员或消费者在集体诉讼中的共同起诉行为以来，反对者们一直在据理力争，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只会令大型企业更加有恃无恐，而且，这些强制仲裁条款已经成了大型企业回避法律约束的保护伞。
员工站在了强制仲裁原则利益的对立面，在劳资纠纷中，雇主显然比员工更有优势。律师 Deepak Gupta 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 Lina Khan 曾在 2017 年的论文中将“仲裁”描述为财富转移，即以一种合法的手段帮助企业回避法律约束以及由此带来的高额支出。他们在论文中写道，“通过打压索偿权产生不利于工人及消费者的结果，这种仲裁很可能导致财富进一步向上层集中。”
一旦发生纠纷，无论性质有多么严重，员工都无法将企业起诉到法院，只能走协议中规定的仲裁程序。此外，内部仲裁的过程并不公开，无法做到公开透明。
另一方面，仲裁申诉期限非常漫长，且索赔金额有限。据消费者权利组织 Radvocate 分析表明：
消费者仲裁请求的平均解决周期长达 9 个月，且大多数案件最终都以不公开的方式私下和解。据统计，2019 年第三季度，全美经济类消费者仲裁诉讼总计 1483 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对于一个拥有 3.3 亿人口的国家，这一数字仍然少得可怜。
外媒掘客曾算过一笔帐，仲裁成功平均可获得 10.9 万美元，诉至州法院平均可获 57.5 万美元，由此，即便仲裁成功，所获赔偿仍远低于诉诸法律。此外，在申诉过程中所耗费的仲裁成本也是很多人难以承受的，个体起诉人也不太可能因为相对较低的索赔金额，而付出数倍的时间、财力成本。
近年来，人们反对强制性仲裁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个话题甚至进入到了总统辩论环节。
尽管强制仲裁是美国科技公司尤其是巨头公司间的普遍行为，但公众对于还在继续采用该原则的公司表示出了强烈的反对和抗议。
2018 年 11 月，谷歌美国总部及纽约、东京等 20 多个分部的上千名员工进行抗议活动，抗议谷歌管理层包庇性骚扰和性别歧视，他们要求管理层停止强制仲裁条款，让受害者提起法律诉讼。今年 5 月，有超过 150 名 Riot Games 的员工通过罢工的方式抵制强制仲裁和性别歧视，他们希望 Riot 取消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员工的强制仲裁条款。
迫于员工和舆论压力，2017 年 12 月，微软取消了强制仲裁条款。2018 年，优步和 lyft 公司取消了强制仲裁和保密协议。同年 11 月，Facebook 不再强迫员工在私下的强制仲裁中解决性骚扰问题。今年 2 月，谷歌表示不再强制要求员工就与公司的纠纷提交仲裁。
监管层面也有了一些变化。今年 6 月， 纽约联邦法院裁定，联邦航空局（FAA）禁止涉及性骚扰要求的强制性仲裁条款。对于强制仲裁协议的限制也逐渐蔓延到全美，华盛顿州、新泽西州、马里兰州等州对劳动合同中的强制性争端前仲裁协议施加了限制。今年 9 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名为《不公平强制仲裁撤销法案》（简称“FAIR 法案”）的 H.R. 1423 法案，该法案将阻止执行要求合同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合同条款。
参考链接：
https://prospect.org/power/tech-companies-hardly-anyone-files-arbitration-cl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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