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点

事实上，大家将心理疾病严重污名化，不能公开讨论，这成了职场促进心理健康的最大挑战之一。
唯一能够做出诊断的人是合格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士。
在任何特定的时间，每5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患有心理疾病，而OSMI的研究表示，在科技行业，这个数字会更高。
我们需要做得更好来支持科技行业中的边缘化群体。归根到底，最有能力影响变化的人是那些处于领导角色的人（包括资深开发人员、技术领导和管理人员）。

在任何特定的时间，每5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患有心理疾病，如：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焦虑症或多动症。同时，科技行业的特点是：压力大、工作时间长、由于不断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引发的职场压力、由于网络和让自己出名引发的社交压力，以及维护为开源做贡献和维持空闲时间之间的良好平衡。考虑这种苛刻的环境是如何模糊了我们的职业和个人生活之间的界限，我们如何能确保我们中最脆弱的人不被落下呢？

2016年9月，我最好的朋友，一个在湾区初创企业工作的Web开发人员自杀之后，我开始志愿为OSMI工作，该组织是一个旨在提高人们对科技行业心理健康意识的非盈利组织。我代表OSMI做了关于科技行业中心理健康的演讲、在世界范围内大约20个科技大会和聚会中主持OSMI展位。然而，作为一个心理健康的盟友，我在这个社区中最大的角色是，倾听像我们的创始人Ed Finkler这样的人和其他志愿者讲述他们的故事，并批判性地思考像我们这样的人能够做些什么来提供帮助。

下面的文章讨论了我已经学到的东西，也是我在世界各地的大会和聚会中的演讲 “同理心即服务：支持科技职场中的心理健康（Empathy as a Service: Supporting Mental Health in the Tech Workplace）”的一份总结。

我们为什么对心理健康闭口不谈

心理健康在我们的社会中被严重污名化了。它往往被（错误地）视为可耻的个人缺陷，因此，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这个有关系。对于“心理疾病”这个词也有很多误解；如果我们随机问一个路人对于我们说这个词的看法，他们很可能会想到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之类的东西，但是精神分裂症实际上并不常见。总体而言，最常见的诊断是抑郁症和广泛性焦虑症。它也是一种“看不见的疾病”或残疾，我们通常无法从人们的外表或甚至他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中判断出他们是否患有心理疾病。然后，一旦知道某人确实患有心理疾病，那么他们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反应往往是：怀疑（“在我看来你挺好的呀”）、责备（“你让自己好一点不就行了”）和羞愧（“我不敢相信，非洲儿童还在挨饿呢，你有什么可难过的”）。所有这些意味着，这些患有心理疾病的人不会觉得有多大的动力把他们的感受说出来。这让人感到很难过，因为这是公共健康问题，就像糖尿病一样。当20世纪中的糖尿病诊断开始增加时，我们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整个社会推进改革以促进锻炼、减少含糖食物和饮料的过量消费，并解决肥胖率不断上升的问题。心理疾病比糖尿病更常见，但是，我们却看不到同样的公众反应。

我们如何能够识别一个人是否患有重度抑郁症

最常见的症状是悲伤、失去对正常活动的兴趣或爱好，以及疲倦或缺乏精力。然而，心理学中的研究开始表明，当受到抑郁症的煎熬时，人们可以体验到更大范围的情绪和症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真正有趣的事情是，当女性患有抑郁症时，她们体验到的症状通常和抑郁有关，男性更可能体验到的经历像暴怒和易怒、焦虑、激动和躁动不安，而这些通常与抑郁无关。这也意味着，男性往往长时间无法得到诊断，并且接受治疗的可能性也更小。总的来说，我认为，如果某人的行为在最近几个月有显著的变化，如果他们看起来很疲倦或很不投入；如果他们的性格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他们看起来更易怒或暴躁，那么表明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不过，我确实要提醒大家，最终，唯一能做出诊断的人是合格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如果你在担心某位朋友或同事，可以试试让他们去看看个人医生，或至少让他们去看个门诊，医生应该能够做出适当的转诊。

当人们有心理健康问题时，不讲出来的原因

说到底，一切归于恐惧。总的来说，患有心理疾病的人不希望被区别对待；在特殊情况下，他们可能需要帮助和调节，但举例来说吧，如果你的朋友刚刚告诉你他有抑郁症，这肯定不会是一晚上得的。他们可能患有抑郁症很多年了，要么是刚被诊断出来，要么就是没有告诉过你。但是，他们希望你继续以过去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以同样的方式保持你们的友谊。在人际关系上，这个比较简单；但在工作环境中，这有点棘手。患有心理疾病意味着，在某些不相关的情况下（通常，如果所有涉及的人都意识到并意见一致，那么可以处理地很好），我们无法像那些心理健康的人那样有效地工作。有时候，我们就是无法完成工作，我们可以只是需要为了健康而休息一段时间。考虑到这个事实，告诉老板关于我们的心理疾病，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相当可怕的想法。我们处于一种非常绩效导向的文化中，很容易认为，承认自己患有心理疾病可能意味着无缘升职或丢掉现在的职位（这在大多数地方是非法的，但是，大多数人都听到过这种情况的发生，而公司通常是用其他理由撤掉你现在的职位）。另一个方面，一个挑战是，我们拥有的权力越少，那么这些担忧就越真实。因此，最不可能畅所欲言的人是那些已经被边缘化的人和弱势群体：女性和性别酷儿（non-binary folks，指那些不认同自己性别的人）、有色人群、刚入职还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人、50岁以上的人以及那些有其他残疾的人。

组织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消除这些担忧

归根结底，这很大程度上需要从上至下地进行。组织中的那些管理人员、总监和高级管理人员需要传达这样的信息：公司很关心员工的健康和福祉（表示他们的理解远远超出了提供运动器材的范围！）最好的方法是，让病假政策变得更慷慨和灵活，尽可能超过行业标准。至少，请病假来治疗心理疾病应该是正常的。不需要医生证明。要信任员工。要灵活一点，允许员工在需要的时候在家工作（但是，确保不要变成期望员工生病的时候在家工作，因为有时候，人们需要休息一整天以恢复，这应该也是可以的。）信任员工。是的，我故意说了两次，因为信任非常重要。

总的来说，目标应该是，至少让任何人可以自在地和他们的经理进行一对一谈话，让管理人员知道他们患有心理疾病，因为他们的经理是最有能力确保他们如需获得调节的人。他们的经理也可以向他们保证，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其职业生涯目标的终结，他们是做这件事的最佳人选；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这意味着员工和经理都应该加倍努力以保证有明确的路径实现下一次升职。也就是说，这种文化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需要时间来建立，也许还需要对管理团队进行额外培训来确保他们可以恰当地处理这类有挑战性的情况。心理健康急救（Mental Health First Aid）是个很棒的培训课程，尽管它不是专门针对职场，但是非常适用于管理人员，它教授很多关于心理健康的知识，以及如何与有心理疾病的人进行交流，是一个全面培养同理心的好方法。同样，要在多元化和包容性（Diversity & Inclusion，简称D&I）培训上进行投资，因为这些工作需要交叉性。如果我们的改变导致这样一个状态：一个白人男性开发人员能自在地和他的经理讨论他的抑郁症，而一个黑人女性实习生却做不到，那么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

开源心理疾病（OSMI）正在开展的工作

开源心理疾病是一个以志愿者为基础的分布式非营利组织，旨在改变人们谈论科技行业心理健康的方式。我们把工作重心放在这三个主要领域：提高意识、提供资源和开展研究。我们主要通过派遣像我这样的志愿者，在世界各地的大会上做有关科技行业心理健康的演讲来提高大众意识；目前大约有数十位积极参与演讲，并且我们每个人的都基于自身的经历来谈我们如何可以让事情变得更好，只是角度略有不同。在提供资源方面，我们有一套手册，主要涉及ADA（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美国残疾人法案）及其如何应用于心理健康，以及一个博客，包含个人故事和读者可能感兴趣的心理学研究更新。我们的研究集中于我们每年推出的科技行业心理健康调查，该调查向在科技公司工作的人和在非科技公司担任技术职务的人开放，这使我们能够评估我们的行业如何看待心理健康，并有助于我们找出在未来应该更加努力的地方。2019年的调查刚开始征求意见，可以从这里获取该调查。即使你没有心理疾病，也可以（应该）接受一下调查；所有数据点都是同等重要的。非常感谢InfoQ的读者们花时间来完成这份调查！

搬家去找工作

这是个难题，因为它非常个人化。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是个好选择，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很糟糕。在我的一生中，我自己已经历5次超过350公里的搬家，并且一切都好，但是，我自己是个心理健康的人，有很多特权。对于某个处于更加脆弱地位（如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来说，这也许不是最好的想法。特别是，对那些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来说，迫使他们离开他们的个人医生以及这么多年来建立的支持体系，那是一个挑战，特别是因为要花好几年才能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好医生并与之建立牢固的关系。因此，尽管我再也不会说人们不应该为了工作而搬家，但是，归根到底，这是个人选择，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对的，我确实认为公司应该变得更加灵活并接受像远程工作的解决方案。当大多数工作可以通过网络完成时，远程工作真应该成为行业标准。

远程工作的时候要防止孤独和孤立

对于共用工作空间（co-working space），我只听到过对它的赞美，到处都是这种共用工作空间。对很多全职远程工作人的来说，定期离开住所，有机会与他人进行偶然的“闲谈”是极其重要的；共用工作空间就非常合适。关键是要意识到，我们甚至不需要为了获得这个好处而每天去共用工作空间；即使我们每周一到两天在共用工作空间工作，其余的时间在家工作，我们仍然可以从该经历中获益。除此之外，任何有远程办公的公司应该确保定期访问其远程员工或组织公司范围的线下活动以确保给每个人一个机会来建立人际关系并感觉到自己是团队的组成部分。这个见面时间也是极其重要的。

管理人员、技术主管和资深开发人员可以提供哪些帮助

最关键的事是，尊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和界限，最好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则，因为行动胜于雄辩。这意味着，准时离开办公室，每周至多工作40小时。不要在周末工作。即使我们醒着并且已经读过邮件，也不要在凌晨2点回复它，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回复邮件，那么就是示意其他人都被期望将来也这么做。定期休假。如果为有休假安排的公司工作，那我们就用完假期。不要告诉别人，你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怎样联系到你。我们甚至可以在休假的时候，卸载Slack。当我们生病了，就休病假，如果这样让我们感到舒服，那就跟团队开诚布公地说：“我在休心理健康假。”总的来说，不要害怕变得脆弱。一旦我们处于领导角色，就很容易认为我们需要变成超人，但是，事实上，反过来才是对的：脆弱是我们最宝贵的特质之一，因为它让我们变得更有亲和力，更加平易近人。正如我早先提到的，我们的目标之一应该是，某位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来跟我们说：“嗨，这就是我要处理的事，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助。”如果我们表现得像超人，非常健康，没有问题，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这么做。当我们受到困扰时，无论是技术问题还是健康问题还是个人问题，都应该谈谈。很快，我们就会发现其他人也会依葫芦画瓢。最终，这是唯一我们可以终结污名化的方法，这是心理健康的最大障碍。

我们必须一起来做的事

这是艰难的部分，因为有些事情只有我们所有人一起合作才能改变；单单一个人是无法改变整个文化的。首先，我们需要更好地支持科技行业的边缘人群，因为长期的骚扰、欺凌和微小的侵犯都会导致抑郁、加剧饮食失调，并引发或加重其他心理疾病。另外，来自边缘人群的人们常常感到他们必须表现得过度的好（以抵消“降低加入科技行业门槛”的神话），这导致压力增加，更有可能让人精疲力竭。总而言之，我们要停止让自己工作到死的做法，这包括过分强调努力工作的文化，以及对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这类人和他那句“没人能够每周工作40小时就可以改变世界”这句毒舌的崇拜。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应该停止说，在科技行业，一个人可以真正成功的唯一方法就是搬到硅谷，为那里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或初创企业工作。还有很多其他可行的职业道路可以产生影响，正如我刚才提到的，至少远程工作应该成为行业标准。最终，我们需要终结对谈论我们感觉的污名化，以及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没有同理心的想法。同理心是我们都有能力做到的，我们只需要选择去运用它。

Nara Kasbergen，在GrowIT 2018上关于支持科技职场心理健康进行了演讲。InfoQ用问答、摘要和专题文章的形式全面报道了这次大会。

作者简介

Nara Kasbergen是一位资深的全栈开发者，她在NPR（National Public Radio）的数字媒体集团工作，是新兴平台的技术主管。她对开发者体验（Developer Experience，简称DX）、社区建设、人和代码的交叉以及OSMI的志愿者工作抱有极大的热情，其中OSMI是一家非盈利机构，提高了人们对科技行业心理健康的意识。她来自荷兰，在慕尼黑、休斯顿、匹兹堡、东京和纽约生活过，目前定居华盛顿。

阅读英文原文：Supporting Mental Health in the Tech Workplace

创作场景

IT 职场中的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