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杂志对6000名在读博士生展开调查，希望了解博士学位背后的酸甜苦辣。这次调查得到了来自全球在读博士的热烈响应，其中，来自中国的回复约有700份。

拿下博士学位从来就不是简单的事，但对于Marina Kovačević来说，这段旅程则显得格外艰辛。她是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大学的化学专业三年制学生，由于拿不到奖学金，她被迫利用业余时间找了份调酒师加女招待的工作，用以支撑自己的博士学业。两年之后，她所在的实验室突然收到一笔资金，而课题也突然从原本的药物化学转向了计算化学。为了顺利毕业，她不得不承担起额外的项目负担，甚至调整了研究方向与学术领域。Kovačević的经历在博士生中并不罕见，无数年轻人在毅然投身学术之后，才发现这是一条漫长且前途未卜的道路。

但与大家想象的不同，她对目前的状态非常满意，甚至充满了干劲。她表示，“这正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喜欢每天上班，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压力。这是我快乐的源泉，没有什么能够替代这种充实感。”

《自然》杂志先后对在读博士生进行了五轮调查，结果证实了Kovačević的说法。虽然年轻人们都表示客观压力不小、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偶尔会面对抑郁及焦虑等情绪，但学术工作仍然给他们带来了巨大且不可替代的充实感与成就感。最新一轮调查覆盖6300多名刚刚就读的职业研究人员，成为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受访者来自全球各个国家与地区，能够代表整个科学领域的总体态势。

在调查回答与自由评述当中，学生们表示由学习强度、工作与生活间的平衡、欺凌与骚扰事件以及未来发展前景不明朗等问题引发的挫败感确实存在。今年的调查还向这些早期职业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些新问题，例如学生贷款债务、欺凌与骚扰以及家庭照料义务等现实情况。这是此类调查第一次对受访者提出关于心理健康的问题，并由此反映出高等教育引发的一系列令人担忧的负面影响。

“博士有什么可抱怨的？”

下面节选来自世界各地调查受访者们的自述。

“我热爱博士生这段求学经历，而且我觉得跟大多数其他博士生相比，我的体验已经非常舒适了，毕竟我用不着额外再打一份工！”（英国）

“在争取博士毕业的过程中，我无暇顾及自己的心理健康也没有认真思考过这方面问题。我倒是希望自己是个特例；但根据我的体会，我们专业有很多学生都挣扎在抑郁与焦虑当中，甚至出现了自杀倾向。”（英国）

“学术体系非常传统，而且经常会惩罚那些不遵循传统的家伙。”（美国）

“我对自己的博士求学经历很满意！难道就我自己这么觉得吗？”（澳大利亚）

“我很担心年轻科学家的就业竞争力。在某些机构中，人们对同事其实非常刻薄，大家不是应该相互支持才对吗？”（美国）

“99%的尝试都是在失败中浪费时间。但剩下的1%，足以弥补一切。”（法国）

“帮帮我们，让学术人性一点吧！”（芬兰）

“虽然如今攻读博士学位未必是就业道路上的好选择，我仍然享受求学过程中这段异常充实的生活经历。”（美国）

“博士学位不好拿，但只要我们能够用更积极振作的方式看待事物，情况就会好很多。拿出热情读个博士，这是种非常宝贵的体验。”（印度）

“我们应该给博士生涨工资。”（美国）

但正如《自然》杂志在此前博士生调查中所发现的，积极因素总体上超过了消极因素：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攻读博士的决定并不后悔。而且两年之后，这一比例的最新版本已经提升至78%，可以看到博士生们的“持续满意度”呈上升态势。

这项调查由《自然》杂志与伦敦市场研究公司Shift Learning共同进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访问go.nature.com/2nqjndw参阅完整的调查数据。

除了英语版本之外，本次调查还提供西班牙语、汉语、法语以及葡萄牙语四种其他语言版本，同样开历史之先河。而受访者们的参与热情也没有浪费这一用心，本次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响应（36%）来自欧洲、28%来自亚洲、27%来自北美或中美地区，另有9%来自非洲、南美与大洋洲。其中，来自中国的回复约有700份。

纽约市威尔·康奈尔医学院麻醉学副主任兼首席学习官Ruth Gotiann表示，深入研究博士生的生活细节很有意义，其内涵也远超以往的粗放调查结论。她表示，“我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毕业率。能毕业当然很好，但毕业之后要做什么？学生们会一直待在实验室中吗？他们在学习期间沮丧或者焦虑吗？如果博士生当中存在着普遍性的不满情绪，我们就必须得找出原因。”

《自然》杂志还对一部分选定的受访者进行了深入的跟踪采访。学生们谈到了自己的不满与成就、决定与遗憾，以及选择攻读博士之前的整个心路历程。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教育心理学家Anna Sverdlik表示，对博士生们而言，这种能够分享自己感受、特别是挫败感的通道非常重要。很多时候，没人关心他们的感受。她指出，“每个人都认为博士生们已经是人生赢家，还能有什么可抱怨的？”那么究竟有什么可抱怨的？《自然》希望找到答案。

博士生三分之一可能抑郁

学生们为了拿下博士学位几乎不顾一切。调查显示，近40%的受访者选择出国进修。Mariam Fonseca-Hernández在祖国古巴学习气象学，而后前往墨西哥恩塞纳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中心攻读海洋物理学博士学位。古巴国内的动荡形势已经严重影响到她的生活，但事实证明，这一切跟换专业读博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她表示，“第一年的学业让我非常纠结。我开始频繁焦虑，甚至想直接逃走。”

在这方面，她所代表的绝不是个例。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36%）表示，他们在博士生阶段曾经申请过关于焦虑或者抑郁情绪的专业援助。（在2017年的调查当中，只有1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出于这方面原因申请援助。不过，当时只有将心理健康问题列为首要挑战的受访者，才能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

与之对应，最近针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也在快速升温。例如，世界卫生组织于2018年发布了一项国际调查，发现过去12个月当中，有31%的学生出现了精神障碍的迹象——包括重度抑郁症、一般性焦虑症或者恐慌症。在对美国大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也发现，约有1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曾在2015年接受过所在院校的专业心理咨询辅导。这一比例高于2009年的14%。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教育与人类发展研究员、美国调查研究的主要作者Sara Oswalt表示，“人们应该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焦虑与抑郁情绪的存在及危害。现在跟二十年前不同了，承认自己存在心理问题不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Fonseca-Hernández表示，她在大学里得到了心理辅导专家的宝贵支持与引导。但只能说她运气不错，毕竟只有2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学校里得到了真正的帮助。有近10%的受访者指出自己希望在大学中得到指引，但结果并没有任何帮助。Oswalt指出，“心理辅导是种很稀缺的资源，没有充足的人员及资源供每个人使用。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对于这10%的在读博士生来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学术、工作与生活难以平衡

此次调查还澄清了不少重要负面情绪的来源。在对自己的主要焦虑原因进行排序时，受访者们普遍强调对工作前景的不确定性以及在工作与生活之间难以找到平衡点。事实上，这两点在2017年的调查中同样名列榜首。

当然，具体原因存在地区差异。非洲的受访者们普遍表示难以获得学费支持并害怕毕业后的巨大财务压力。超过一半的非洲受访者将学业债务列为他们最关注的五个核心问题之一。这一比例远远高于亚洲的31%、北美与中美地区的29%以及欧洲的21%。而与其他地区的研究人员相比，北美的受访者们更担心“冒充者综合症”——他们总觉得自己不够优秀，根本没资格继续待在实验室或者学院里面。而欧洲博士生们的主要担忧则是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问题。

总体而言，近4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对工作与生活间的平衡状态不太满意，而这种失衡状况可能会引发一系列负面结果——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没钱过活。Kovačević刚刚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并没有奖学金可拿，她只能在实验间隙跑到餐厅里面给客人调酒和端盘子。她回忆道，“那时候，我整天都在跑来跑去，在不同状态之间来回切换。”

而且即使是那些由家人出钱支持的博士生们，也有其他需要烦恼的问题。在调查中，超过1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得兼顾照料上年纪的家人。同样略高于10%的受访者则必须照顾家里12岁以下的小朋友。Fonseca-Hernández表示，她当时必须得把五岁的女儿送到一家收费极高的校外日托中心，因为学校本身并不提供任何照料服务。她指出，“学校应该给在职学生提供日托服务。对于已经为人父母的博士生来说，同时照料好孩子并做好学术真的非常困难。”

Sreejith Radhakrishnan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兽医学博士学位。刚开始他以为读博就够辛苦了，但在有了孩子之后，他发现当初的自己还是太年轻，想法过于天真。他表示，“在刚刚决定攻读博士学位时，很多人并没意识到这是多么巨大的一笔投入。在当爸爸之前，我虽然也需要努力工作，但多少还有点休闲时间。但现在，除了学术就是照顾孩子，生活中再无其他。”

Radhakrishnan之所以能够继续坚持，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对兽医专业抱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寻找在他的祖国印度减缓狂犬病传播速度的可行方法。他经常参观老虎保护区，也努力寻找能够在捕捉后接种疫苗的野狗。他花了近四年时间才筹集到攻读博士学位所需要的资金，可见他对这项计划的肯定与坚持。即使如此，他表示自己也经常会出现自我怀疑情绪。当然，对他来说这种怀疑不只来自优秀学术氛围与其他同学的压力，而是“对某个专业了解得越多，就越会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无知。时至今日，我也不敢说自己是犬类和狂犬病专家，只能说我在分享自己的观点方面做得越来越好了。”

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

总体而言，Radhakrishnan对自己的博士研究方向感到非常满意。这也是大多数受访者的共同心声，而且不少人对其中的部分体验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四分之三（75%）的受访者对自己的专业感到满意，其中27%感到非常满意。67%的受访者对自己与核心学术团队成员的关系感到满意，其中同样有27%感到非常满意。

但即使对经历总体满意，学生们也仍有不少挫折与抱怨。45%的受访者表示随着对学业课题的深入了解，他们的满意度开始不断下降，这一比例甚至高于满意度逐步提升的42%。其他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Sverdlik及其同事在2018年曾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表示学生们对博士课题的满意度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下降。

期望得不到满足是引发这种满意度下滑的主要原因。近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课题与最初的预期不符，只有10%表示课题超出原本期望——这一比例相较于2017年调查中的23%出现严重下降。

《自然》杂志的博士生调查以及其他类似研究，帮助年轻人对未来的情况建立起更客观的认识。Sverdlik指出，“如果学生们意识到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博士生经历并不满意，而且这种抱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严重，那么他们会更谨慎地做出选择，至少能做好心理建设。”

Zhou Yang就是其中的一员，当初从中国前往加利福尼亚拉霍亚斯克里普斯研究所攻读化学博士学位时，他从没想过自己会面临怎样的挑战。他回忆道，“我当时以为自己需要担心的就只有课业本身。但后来，我发现自己得学会跟实验室中的其他人相处，跟他人交流自己的学术思路。总之，除了实验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需要操心的问题。”

与很多其他人一样，Yang发现博士课题的压力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加重。他表示，“我居然得发表那么多论文才能毕业，这可真是完全没想到。”除了这些学业层面的压力之外，他还得担心自己的签证——这个问题也困扰着不少在美国进修的海外留学生。如果要回中国陪陪家长或者给自己放个假，他就得重新申请签证才能返回美国，而整个过程往往需要一个月之久。他指出，“我不可能把课题扔下一个月，所以我只能放弃回家。而这也让我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骚扰与歧视

此次调查还发现，很多不良行为的发生机率远超人们的想象。这些行为可能会影响学生的情绪，甚至破坏他们的职业规划。总体而言，有2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遭遇过骚扰或者歧视，同样有21%的受访者曾遭受欺凌。在女性受访者当中，有四分之一报告称自己遭受过骚扰或歧视，而男性受访者的比例为16%。北美的骚扰或歧视问题发生率最高（24%），亚太地区的发生率则最低（18%）。

一部分受访者在自述当中具体介绍了自己遇到的困境。印度的一位女生写道，“与职场性骚扰问题类似，校园里面也没那么干净，骚扰情况同样值得关注。”比利时的一位女生写道，“我曾目睹也亲身经历过学术导师的欺凌与恐吓……学校对这位顶级学术教授的纵容令人震惊，这对年轻研究人员（特别是其心理健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调查显示，57%的学生在遭受欺凌之后，因为害怕受到打击报复而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情绪。

不少学生还对工作时间过长感到难以接受。近半数受访者表示“所在大学已经形成了加班文化，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赶课题进度。”这部分受访者的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且对应比例自2017年以来就一直保持稳定。而在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1小时的受访者中，有85%表示受不了这样的工作强度。

读博士未必是最好的选择

另外，博士生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也未必能带来理想的回报。只有2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学业投入确定在为未来“令人满意”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能够显著/极大改善就业前景，这一比率与两年前基本持平。尽管全球高校与研究机构都存在人才消化能力不足的情况，但仍有56%的受访者将学术研究视为自己的首选职业方向（参阅「学术梦想」部分）。只有不到30%的受访者将学科行业作为首选去向。位列其后的分别是政府、医疗或者非营利性组织的研究职位。作为比较，2017年有52%的受访者首选学术方向，22%的受访者选择学科行业。

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稣大学攻读分子医学博士学位的Matt Murray就是一位找不到方向的受访者。他表示，“直到现在，我仍然不清楚自己的判断到底对不对。有时候，我会厌倦一切，只想赶紧回家。”

必须承认的是，这种怀疑可能代表着一种信号，预示着攻读博士未必就是最好的选择。Fonseca-Hernández表示，“如果还有其他想法，那最好先等等，别急着决定读博。”尽管经历了心理健康方面的不少挣扎，但她总体上还是认同读博给自己生活与带来带来的积极影响。她指出，“我现在已经基本克服了焦虑情绪，学到了很多东西，这里的人们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与鼓励。”

面对这样的现状，学术机构也该有所行动。Gotian认为，相关调查得出的结论应该得到重视，敦促学术机构根据学生的需求制定更明确的发展路线。她表示，虽然大多数学生对自己的课业内容感到满意，但他们的抱怨与挫折反馈也应引起密切关注。“我们不想像二十年前那样僵化死板。人变了、技术变了、就业市场也变了，我们当然也得跟上形势、不断发展。”

虽然Murray仍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何方，但他仍然决定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在他看来，“归根结底，我还是喜欢成为一名科学家，因为还有太多不确定的问题等着我们去探索、去解决。而因为顾虑而困守原地，显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原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34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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