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规范的心理学透视

本文要点

• 随着像机器学习这样的新技术的出现，开发人员现在能实现的东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了。但是，这种新力量也有不好的一面。
• 当我们谈到道德规范——支配人们行为的规则——就不能不谈到心理学。
• 虽然我们都自视为天生的好人，但像服从、从众、道德疏离、认知失调、道德失忆这样的过程全都反映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很可能行为不端。
• 虽然人们是非理性的，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预测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技术和业务负责人如何使他们的组织更合乎道德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 使公司更合乎道德的最佳方式是从个体入手。一次一个人，一次一项决定，使公司逐步变得合乎道德。我们都希望被视为好人，都希望获得道德认同，而随之而来的义务就是表现出那样的道德。

随着像机器学习这样的新技术的出现，开发人员现在能实现的东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了。但是，这种新力量也有不好的一面。最近， Facebook 首席执行官在欧盟议会就未能在虚假新闻、外国干涉选举及开发人员滥用人们的信息中承担起足够的责任而道歉。然后，谷歌宣布了其 Pentagon AI 项目，导致开发团队 10 几个人辞职。在编写代码时，你的职责从哪开始？到哪结束？你仅有的选项是选择留下来继续或退出吗？

当我们谈到道德规范——支配人们行为的规则——就不能不谈到心理学。在研究“社会心理学”这个主题或者是研究社交场合下人的行为时，这是贡献最大的一个领域。这一学科旨在解释我们在特定环境下的特定行为方式。

什么影响着我们的行为？

关于服从

有关人类道德心理学最早的其中一项理论来自 Stanley Milgram，他是 20 世纪 60 年代耶鲁大学的一名心理学家。当他在审查第二次世界大战纽伦堡战犯审判的被告所提供的种族灭绝行为的理由时，他发现，他们的自我辩护通常是基于“服从”——他们只是服从上级的命令。

Milgram（1963）热衷于研究人们会在多大程度上服从涉及伤害他人的命令。1961 年 7 月，在耶路撒冷阿道夫·艾希曼审判后一年，他开始进行第一项实验。首先，他希望调查是否德国人特别服从权威，因为这是对二战纳粹屠杀的一个常见解释。但是，他很快就发现，所有人的回应都一样。

实验

在他的第一次实验中，志愿者被介绍给另外一名参与者（参与实验的人）。他们的角色是通过抽签决定的（尽管这是固定的）。志愿者总是老师，而我们的实验助手总是学习者。

他们都被带到了单独的房间，然后，学习者会被绑在电椅上，并被命令学习一个词对列表。老师在另一间屋里，那里有电击发生器，他会对学习者进行测试，他说出一次单词，要求学习者回忆与其配对的单词。学习者已准备好给出错误的答案。老师被要求在学习者每次答错时给予电击，并且在每次错误后增加电击水平（注：并没有真正电击，只是造成老师在给予电击的假象）。电击最初是 15V，最高达 450V。当老师拒绝执行电击，实验者会给出一系列的命令让他们继续。

65% 的参与者愿意给予最强的、显然致命的电击（450V）。所有参与者进行到了 300V。Milgram 得出结论，普通人很容易服从权威人物的命令，即使是到了一个杀害无辜人类的程度。我们的成长方式决定了，服从权威在我们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尤其是当我们认为权威具有道德或法律上的权力时，这种反应是我们在很年轻时从学习、家庭和工作场所中学来的。

Milgram 电击实验之后的许多研究都报告了比 Milgram 的美国人抽样更高的服从率。有些研究的服从率超过了 80%（来自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西班牙和荷兰）。

关于从众

当我们知道自己正确时，我们就可能认为自己强大到足够面对一群人，对吗？

然而，研究表明，我们常常比我们自己想象的更从众。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了和群体中的其他人保持一致，人们愿意忽视现实。

实验

20 世纪 50 年代，波兰完形心理学家 Solomon Asch 进行了一系列实验（ Asch 实验）。这些实验揭示了人们自己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群体观点的影响。Asch 发现，为了和众人保持一致，人们愿意故意给出错误答案。

在每次实验中，都会有一名缺乏经验的学生参与者和我们的其他几名实验助手一起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实验对象被告知在参与一项视觉测试。我们的实验助手都被告知了直线任务宣布时他们应有的反应。不过，缺乏经验的学生参与者并不知道，其他学生不是真正的参与者。在宣布直线任务后，每名学生都口头上宣布哪条直线（A、B 还是 C）和目标直线匹配。

找出匹配的直线

这些实验揭示了人们自己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群体观点的影响。Asch 发现，为了和群体中的其他人保持一致，避免被取笑，将近 75% 的人愿意忽视现实，给出错误的答案。因此，Asch 得出结论，我们会为了融入群体而撒谎或欺骗自己。我们有避免与众不同的强烈需求。

我们晚上怎么还睡得着？

我们经常会遇到道德状况（ Hofman et.al, 2014 ）。实际上，道德是“人类独有的特点——一个把我们和其他物种区分开来的特点”（ Goodwin et al , 2014 ）。

由于道德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要素，所以人们非常希望把自己视为有道德的个体，也非常希望被其他人视为有道德的个体。不过，研究表明，当有机会不诚实地行事并从中获益时，我们通常选择偏离我们的道德罗盘而行欺骗之事（ M. Kouchaki and F. Gino 2016 ）。

Ellen Klass 是纽约的一名心理学家，他发现，当我们做了什么道德上可疑的事情时，我们往往会琢磨它，这通常会中断或干扰睡眠。不过，虽然有些人会在晚上辗转反侧，为某事担心，而其他人似乎不那么受困扰。为什么？

道德疏离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术语，指的是说服自己道德标准在特定情况下不适用于自己的过程。因此，道德疏离包含一个在认知上重新拟订或重新修订破坏性行为使其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过程，而不改变行为或道德标准。

Baron & Zhao 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个人动机，主要是经济获益，影响着我们的道德疏离。这解释了企业家为什么有时候会做出对他们的公司、利益干系人和他们自己有破坏性影响的不道德决策。

关于认知失调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Leon Festinger 在 1957 年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最卓越的成就。

这一理论表明，我们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使我们所有的态度和行为保持和谐，避免不和谐 (或不一致)。这就是认知一致性原则。当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不协调）不一致时，就必须改变一些东西来消除不协调。

认知失调指的是一种态度、信念或行为相互冲突的情况。这会产生一种不适感，致使态度、信念或行为其中之一发生改变，以减少不适感并恢复平衡。

实验

Festinger 和 James M. Carlsmith 在 1959 年发表了他们的经典认知失调实验。在实验中，实验对象被要求完成一个小时的无聊而单调的任务（即用 12 根线轴反复填充和清空托盘，以及顺时针旋转 48 个方形木栓）。他们使一些实验对象相信，他们参与的实验已经结束，然后要求他们帮助实验者告诉下一个参与者（实际上是实验者的助手）这项任务非常有趣。由于这项任务实际上是无聊的，所以人们在完成这项任务时产生了失调。一半的有偿实验对象获得 1 美元的奖励，另一半的有偿实验对象获得 20 美元。

根据行为主义者 / 强化理论，那些拿了 20 美元的人应该更喜欢这项任务，因为他们会把这笔钱和这项任务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认知失调理论会预测，那些拿 1 美元的人会感到最失调，因为他们不得不执行一项无聊的任务，并向实验者撒谎，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 1 美元。这将在他们不愚蠢或邪恶的信念与他们执行一项无聊的任务、只为了一美元而撒谎的行为之间产生失调。因此，失调理论会预测，1 美元组的人会更有动力通过重新概念化 / 合理化他们的行为来解决他们的失调。他们会认为这个无聊的任务实际上很有趣。正如你猜想的那样，Festinger 的预测被证明是正确的，1 美元组的人会更喜欢这项任务。

注意，这个实验也证明了道德是一个相当棘手的课题，认知失调是指担心你的行为不合逻辑，而不是不合道德——它不会阻止你的不良行为，只是觉得难以理解。

实验

借用 Festinger 的一个例子，吸烟者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为了减少失调，他可能会选择戒烟，或者改变他关于吸烟的影响的想法（例如，吸烟并不是像其他人所说的那样对健康有害），或获取说明吸烟具有积极作用的知识（例如，吸烟可以防止体重增加）。

不道德的行为

在创造平衡的过程中，我们会做出让自己感觉更好的选择，有时我们的道德罗盘会受损。

关于不道德失忆

美国西北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把不道德失忆描述为一种现象，他们认为，这种现象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记忆本是以让我们感觉舒服的方式进行的。

他们假设，人们限制了对可能威胁他们的道德自我概念的记忆的检索。换句话说，我们不喜欢看到自己不好。他们对 2100 多名参与者进行了 9 项不同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人们对自己的道德行为——比如公平地玩游戏——的记忆比作弊的记忆更清晰。

Francesca Gino 和 Maryam Kouchaki（心理学家）得出结论，不道德的行为会造成心理痛苦和不适，而不道德失忆会降低这种痛苦。他们猜测，我们忘记了自己做过的与自我形象相反的事情，因此不道德的行为反复出现：我们没有从过去吸取教训。

服从、从众、道德疏离、认知失调和道德失忆等过程都揭示了为什么，尽管我们认为自己天生是好的，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表现得很糟糕。

这很重要。虽然人们是非理性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可预测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技术和业务负责人如何使他们的组织更合乎道德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以做些什么？

传统的变革方式是自上而下的：让公司的领导者把变革作为他们的首要任务，并树立他们希望其他人效仿的行为榜样。

一个更快、更有效的方法是从个人（无论是领导者还是员工）以及他们想要把自己视为好人以及被他人视为好人的强烈愿望开始。

在他的研究中，McLaverty（教育博士）观察了文化对大公司领导者和高管道德决策的影响。他的叙事研究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见解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他在研究中发现，这位领导者回忆了总共 87 个主要的道德困境。这些事件中只有少数是由贿赂、腐败或反竞争问题引起的（只有 16%）。

更多的情况下，困境是利益竞争、激励不当或文化冲突导致的。

基于这些发现，McLaverty 发现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障碍和矛盾，如果你想对你的团队的道德行为产生影响的话。

关于障碍

• 企业转型计划和变革管理方案：企业从高层推动太多、太快和太频繁的变革会扭曲自身的道德氛围。匆忙或慌乱的人更容易做出不道德的行为。
• 激励和压力会夸大目标的成果：人们被奖励去做某事，而大多数领导者会因为达到目标而得到奖励。
• 跨文化差异：在做出商业决策时，决定谁的文化“处于支配地位”是最重要的，这一持续的挑战淹没了人们内心的道德声音。

了解这些障碍并认识到它们阻碍我们做出道德决定，我们就可以开始克服它们。在 McLaverty 的研究中，对领导者有用的是什么？

作为一个组织 / 一名领导者，你应该考虑：

• 如何支付薪酬：确保你的薪酬方案奖励正确的事情。
• 谁获得晋升以及为什么：重视那些反思道德问题、敢于直言并挑战普遍接受的做事方式的人。
• 员工对公司的感受：我们希望为我们引以为豪的企业工作。如果你的敬业度调查显示，人们不信任经理，或者员工对公司漠不关心、感到羞耻，那么你可能面临一个普遍存在的道德问题。
• 决策是否足够合乎道德：通常，道德只是决策的一个因素。例如，领导者可以通过谈论他们不得不应对的困境来了解这一点，重塑整个组织。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是一家成功的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道德不仅仅是一种选择。作为个人，你可以发挥影响力，即使组织高层不参与其中，或者影响需要时间才能慢慢显现出来。

要想让一家公司变得更合乎道德，最稳固的基础就是从个人做起。一次一个人，一次一个决定，使公司逐步变得合乎道德。我们都希望被视为好人，都希望获得道德认同，而随之而来的义务就是表现出那样的道德，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不那么道德的行为的记忆会逐渐淡去。

我们必须相信，做正确的事情是唯一的选择。幸运的是，道德伴随着强烈的情感，如内疚、恐惧、后悔和骄傲。学会识别这些情绪，而不是忽视它们，有助于建立自信，采取行动，强化内心的道德罗盘。

关于敢于直言

最后一项要点是，如果需要改变，就大声说出来。如果你看到什么不对，就要勇敢地说出来。决定你是要和你的老板、你的团队负责人交流，还是和咨询部门（合规部门或人力资源部门）谈话。和你的人际网络交流，寻求支持和指导。

这需要勇气，对一些人来说，需要比其他人更多的勇气，因为敢于直言并不总是没有风险的：英国的一项调查发现，60% 的银行家仍然担心标记不道德行为的负面影响。在科技领域， stackoverflow 的调查结果显示，道德问题的报告仍然有赖于特定的情况（46.6%）。

公元前 300 年，亚里士多德说，恐惧是勇气的一部分。正如心理学家现在所描述的那样：勇气是面对恐惧时的坚持。

不要低估勇气和直言不讳带来的积极影响：你会建立一个更自尊、更自信和更合乎道德的工作氛围。

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勇气会让你更快乐。

关于作者

Andrea Dobson 是一名注册心理学家和认知行为治疗师。作为一名执业心理学家，Andrea 专门研究抑郁症和焦虑症、复杂的悲伤和犯罪心理学。2015 年，Andrea 开始在 Container Solutions 公司工作，负责拓展他们的学习文化。这包括培训、高管教育以及将招聘过程正式化，同时对其进行扩展，把心理测试包含进来。当 Andrea 于 2017 年创建 CS 的领导力发展项目时，这项工作仍在继续。2018 年，Andrea 开始为 Innovation Office 工作，与 Container Solutions 的创始人 Pini Reznik 一起，将消费者行为模式与他们最新的产品开发工作联系起来。

参考资料

• S.E. Asch (1956). Studies of independence and conformity: I. A minority of one against a unanimous majorit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General and Applied, Vol 70(9),, 1-70.
• T.C. McLaverty (2016).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on senior leaders as they seek to resolve ethical dilemmas at work
• Klass, E. T. (1978).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immoral actions: The experimental evid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5(4), 756
• 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 Kouchaki & F. Gino (2016). Memories of unethical actions become obfuscated over time. PNAS May 31, 2016. 113 (22) 6166-6171
• Hofmann W., Wisneski DC., Brandt, M.J. and Skitka, L.J. (2014). Morality in everyday life. Science 345(6202):1340–1343.
• Goodwin, G.P., Piazza, J., Rozin, P. (2014). Moral character predominates in person perception and evaluation. J Pers Soc Psychol 106(1):148–168.
• Festinger & Carlsmith (1959).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forced complia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203 – 210
• Milgram, S. (1963).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371-378       .
• W. Weiten (2010). Psychology: themes and variations.

查看英文原文： Ethics,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