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James Whittaker是微软前工程师，他在本文中谈到了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如何拯救深陷漏洞的公司。

追根溯源

20 世纪 90 年代，由比尔·盖茨主导的微软，是一家节奏快、雄心勃勃且资本主义特征明显的技术推动型公司。彼时的微软，就像一头猛兽，在众多同类竞争者中独占鳌头。对于微软，它的合作伙伴感到敬畏，竞争对手感到畏惧，而用户却对它又爱又恨。在微软，从高层领导到个人贡献者，每个人都野心勃勃，敢打必胜的信念流淌在公司的每个角落。20 世纪 90 年代，在微软工作就好比进入了金字塔顶层，个人财富也随之积累起来。他们都知道，彼时的微软所向披靡。

要回答“在微软工作，是怎样的体验”这个问题，唯一简单的答案是：“你问的是哪个时代的微软？”我在微软跌宕起伏的职业生涯中见证了公司变革的三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深深地鼓舞人心，但又悲剧性地存在着缺陷。当微软再次艰难地重塑自己时，未来的微软笼罩在过去的阴霾下走不出去。

到了 21 世纪，史蒂夫·鲍尔默领导下的微软与盖茨主政时代的微软几乎完全相反。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微软的垄断地位为其收获名利双赢光鲜背书的同时也埋下了祸根，美国司法部下发的判决让微软伤痕累累。鲍尔默时代的微软，以销售为导向，但也小心谨慎。在谷歌迎头赶上之际，微软能做的就是紧紧盯住自家的 Windows 产品并牢牢掌控住核心技术。微软忽视了很多富有想象力的创新性技术，结果导致人才流失、股价走平、客户厌烦，甚至错过了未来三大技术潮流（或者至少是没赶上）：网络、云计算和移动。那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代，微软虽然仍在盈利，但由于无法汲取新的氧分，其状况一落千丈。

时光之轮将我们带到了萨蒂亚·纳德拉领导下的现在，纳德拉放弃了两位前任 CEO 的发展策略，排除万难，重振微软，并让它重返巅峰。如今的微软已经不再是一家技术和销售推动型公司了。纳德拉已经开始着手将公司转变为文化驱动型企业，这种转变让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更通俗地讲就是——如果公司像以前一样充斥着各种追名逐利的人，那么公司如何朝着新时代发展？

微软CEO纳德拉

纳德拉对新微软的期望已经人尽皆知，在公司内部的强制培训中，人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力促微软形成“敏而好学”的企业文化，而不是“自以为是”的企业文化。他警告微软远离“固化思维”，并聘请了一批顾问和布道者（其中包括一位真正当了三年文化官员的顾问），帮助公司转型为“发展型思维”的企业。

即使前路艰辛，但纳德拉知道，这是一场必须要打的仗。他在公司长期任职的期间切身感受到了盖茨和鲍尔默的管理风格所带来的影响，他也见证了他所坚持的企业文化从初期发展到最终成型再到最后走到穷途末路的全部过程。试想一下，看着一个你所深爱的孩子长大后，活成了你私下里最不希望他成为的模样，而你还没有完全了解他的情况，这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纳德拉与旧时代微软的公开对抗默认了盖茨和鲍尔默给微软留下的阴影的存在。他们都已经离开了微软，但他们的影响仍然存在。纳德拉竭尽所能不把这个问题开诚布公摆在桌面上，但是这种举动反而适得其反。当他隐晦地提起那些“自以为是”的企业文化时，人们都知道他在影射谁。所以当固化思维再次出现时，就都会归罪于这种企业文化。

盖茨和鲍尔默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后续的继任者很难望其项背。他们两人都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他们深信没有什么晦涩的学术问题能难倒他们，甚至认为没有任何专家的分析能比他们更有先见之明，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在战略思想上与他们匹敌。他们精于快速决策和员工管理。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大喊大叫、现场解雇员工和类似扔椅子的行为归结为“领袖的激情”，那就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这种行为会上行下效，这种风气也挥之不去。

如果要让微软人来讨论什么是糟糕的经理人，那你就要留出很长一段时间来洗耳恭听他们的控诉了。

时间快进到今天，曾经旧习的始作俑者我们还是无法指名道姓地提及。人们挣扎在过去的旧习中却不能把曾经的英雄拉到这趟浑水里来。纳德拉在企业内部关于文化的探讨让人联想到一位南方市长站在 Rebert E·Lee 雕像下否认种族主义的画面。我们很难祛除曾经企业文化中遗留下来的糟粕，因为这种东西还一直在持续着。

译注：Rebert E·Lee，1807 年 1 月 19 日~1870 年 10 月 12 日，常简称为李将军，美国将领、教育家，为南北战争期间联盟国（南军）最出色的将军，并以总司令的身份指挥联盟国军队，赢得一代名将之誉。战后，他积极推动重建，晚年成为大学校长。李将军维持着联盟国代表象征及重要教育家的形象至今。2017 年，奉行白人至上主义（亦即白人种族主义）的极右组织及支持者上街拆除了李将军的雕像，引发了大规模冲突。

挣扎自救

在微软畸形的管理风格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仍然掌握着巨大的权利，并在盖茨的羽翼下找到了保全之法。（鲍尔默则找准时机鸣金收兵，而他的辞职很可能是他对公司未来发展做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而那些当权者（他们的性别几乎都是男性）依然互相支持。如果一个“自以为是”的经理转到了新产品组，他那“自以为是”的团队也会跟随他。公司新人如果对这种僵化思维提出质疑，这位管理者的追随者就会跳出来与管理者站在统一战线上，这就让那些试图改变他们的人无从下手。人们认为效仿盖茨和鲍尔默能让他们名利双收，而想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的不仅仅是走廊上的文化海报、一些在线培训，以及像#MicrosoftLife 这样奇怪的企业“人设”，这需要对过去和目前的文化渎职行为采取零容忍措施。

纳德拉试图改变微软文化，从中获益最多的并不仅仅是公司新人和年轻人。微软有一个值得称赞的传统：欢迎每位思想上与众不同的“独行者”，并拥抱每位心怀理想的梦想家，因此微软能够在多种维度上满足不同人的需求。这种充分尊重个性的企业文化让微软员工更有归属感。

然而，“拥抱多样性”的企业文化还远不止于此。这种企业文化是一直坚持下来的，并不是继承下来的，因为盖茨的影响力根深蒂固，他的追随者们没有办法真正法做到这一点。当这些追随者们受到质疑时，他们只是将盖茨的名号当成护身符，并且由于盖茨的罪责仍未公开化，他们的护身符也就起了作用。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每当微软成功地粉碎了寡头政治的时候，最终结果往往很神奇。尽管在每一个重要的技术领域都落后了（目前已经在很多它曾经不屑一顾的技术领域落后了，例如移动和个人代理），但微软仍旧屹立不倒。收入增加了、股价上扬了，甚至行业地位也提高了。在微软所有蓬勃发展时期都有一个共同点：当权者要让位于更优秀的人才。

这就是“像我一样行事”、“像我一样说话”、“像我一样思考”的单一领导文化存在的问题：它不会提拔最优秀的人才，而是提拔那些与当权者最相似的人才。当那些当权者被赶下场，而那些遵循纳德拉新企业文化的候选人上台时，就离成功不远了。

破局之法

以 Amy Hood 为例，她被任命为微软的首席财务官。起初，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她不属于任何知名的权力圈子，也不流连于常见的交际场所。这一决定公布时，在公司内部引起了广泛的质疑。但现在，人们已经不再对此事窃窃私语了。事实上，很少有人能记得被她取代的前任的名字，而 Hood 现在已被认为是科技界最好的首席财务官之一。她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人才上，因为只有人才才能对推动企业文化的发展。

类似 Amy Hood的情况再次发生在销售团队转型上。鲍尔默的得力助手 Kevin Tumer，简直就是他的翻版，他们的做事方式如出一辙。像鲍尔默一样，Turner也是公司内部的标杆性人物。不论微软2000年代和2010年代初期在创新领域表现得有多糟糕，他的销售业绩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公司内部的人曾经打趣说，他可以在沙漠里卖干燥的空气。尽管几乎没有什么令人兴奋的东西可以出售，销售部还是成了赚钱机器，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为公司创造财富。内部人士坚信他是不可替代的。

领导者应该反映下级的理想和价值观，而不是上级的。提升这些领导者的认识是修复公司破碎文化的最快方法。

然而，那些曾经认为Turner无可取代的人都被打了脸。当纳德拉离开后，复兴开始了。新声音不断涌现，新的想法终于被采纳了，新的能量终于诞生了。当大家意识到正是Turner的处事方式拖了销售部的后腿时，大家都大吃一惊。他的光环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是鲍尔默光环的折射而已。社会上还有很多像 Hood 一样更加出色、更加优秀的人才，但是如果继续让当权者阻塞忠谏之路，那么他们这些人永远不会脱颖而出。

但微软最大的权柄转移发生在云计算部门，该部门目前是微软利润和股东利益的首要来源。纳德拉亲自管理这个团队，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团队虽然完成了目标，但没有创造出什么令人瞠目结舌的业绩。当他击败一众候选人升任首席执行官一职时，大家都感到十分意外。新任管理者们都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他们不是盖茨淘金时代搭乘顺风车功成名就那批人，而是在鲍尔默不景气的那些年里依然能凭借自己的本事淘到“黄金”的佼佼者。他们从来不假设自己能成功，只是在工作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取得成功。正是他们这些人的努力让微软未来可期。从聘用这样的人才管理公司这方面来看，不得不说纳德拉比前两位做得都好。

最具文化影响力的不是演讲、培训或标签，而是高层的改变。如果你想要真正持久的文化变革，就要赶走那些在原有文化下取得成就的当权者们，提拔那些行为和思维更像员工而不是管理者的人们。

我以前的越级经理Qi Lu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另一位广受赞誉的“百变大咖”，他离开Bing后让Bing重获新生。由于他的专断，下面的人许多伟大的想法都“无处安放”。Qi Lu是老板和同事们的宠儿，但他的团队成员们并不认可他。当他的僵化思维被赶走时，许多新思想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遗憾的是，对于 Bing 来说，为时已晚！如果有人给谷歌贡献了一个恰当的投资机会，谷歌将会改变世界。相反，微软那些固步自封的当权者们能做的只不过是确保了谷歌的垄断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转型并没有发生在像 Windows这样的部门，纳德拉只是简单地重新规划了旧的管理者们在公司的位置。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文化变革剧本实施，而是简单地用Windows Phone曾经的管理者替换了Windows曾经的管理者。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在过去的十年来，他们没有为移动技术做出制胜的决策，如今却突然担负起为桌面技术制定决策的重任。结果不出所料，Windows延续了乏味、漏洞百出的软件传统，并这种尴尬的处境下保持着更新。旧时当权者们的想法是很难改变的，而 Windows 部门中真正的人才和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被压制在这些当权者们的权威之下。

假设Windows是拯救微软的唯一途径，而曾经极力支持盖茨和鲍尔默战略的那群人能在网络、云计算和移动技术上大展拳脚，也许微软还有救。但是如果过去遗留下来的糟粕在未来的发展中挥之不去，那么微软的明天就岌岌可危了。

微软很清楚自己有问题，否则它就不会为了重塑自己而进行如此公开的斗争。我要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你不能在把一些旧的思想摒弃后仍在歌颂它的丰功伟绩。那些让你信仰某种文化的人所成就的千秋大业让你的思想跟随他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从Turner和Qi Lu的失权中可以得出这样一条结论：无论CFO是纳德拉还是其他任何人，未来的微软终将是那些名不见经传却与时俱进的人才的天下。微软未来的发展轨迹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纳德拉的实际承诺：他公开宣称，要创建一个更加多元化、谦逊低调的公司。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微软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从本质上讲，微软是一家以传统方式赚钱的公司：创造出人们愿意为之埋单的产品。他们是反对数据兜售和用户开发，而谷歌和 Facebook则认为这两种方式是大势所趋。是时候该做些改变了，全世界都在鼓励微软重振旗鼓。

编者按

纳德拉到底能不能让这种维持了40年之久的“顽固”的个人英雄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全世界都在等待着答案。

作者介绍：

James Whittaker，曾供职于 FBI、谷歌、微软，演讲家、作家、职业导师。

原文链接：

https://onezero.medium.com/speaking-truth-to-power-reflections-on-a-career-at-microsoft-90f80a449e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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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 CEO 纳德拉：我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