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希望还在计算机前 | TGO 深焦

阅读数:1 2020 年 3 月 26 日 14:14

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希望还在计算机前 | TGO 深焦

TGO 深焦,是 2020 年 TGO 鲲鹏会着重打造的人物专访栏目,采访对象覆盖 TGO 鲲鹏会会员、GTLC 讲师及其他有故事、有思考的技术、管理或创投大咖。力求用文字上的“深焦镜头”,全景展现当代互联网人的幕后故事,记录专属于他们的“时代画面”。
本期「TGO 深焦」专访嘉宾:陶建辉,涛思数据 创始人 & CEO、TGO 鲲鹏会会员;
国际无线数据专家,1997 年起,先后在美国 Motorola、3Com 等公司从事无线互联网的研发工作。
2017 年 5 月,他开始了回国后的第三次创业——成立涛思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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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起来,又忙乎了近 3 个小时程序,不是为了解决 bug,而是让程序更‘漂亮’一点。“

这条消息源自陶建辉 3 月 12 日的微信朋友圈,发送时间是上午 8:58 分。

这位涛思数据的 CEO 不到 6 点就起了床,结结实实地写了几个小时代码,随后,望京诚盈中心才迎来第一批打卡的上班族。

在更早的 3 月 9 日,他写到:“连续 3 天……一天奋战 12 个小时以上,终于把一模块重构,又过了一把专注写代码的瘾。”

此前的 2 月 19 日,他通过朋友圈表示自己刚刚重构了一个模块,把代码行数减少了 400 多行。

类似的动态屡屡出现,事实上,在 TDengine(涛思数据核心产品)超过 20 万行的源码里,有 4 万多行都出自陶建辉本人之手,他甚至经常参与产品的 Bug Fix,状如一位普通工程师。

让人疑惑的是,涛思数据刚刚完成千万美元级的 Pre-A 轮融资,并不需要 CEO 在一线高强度的撰写代码;另外一个隐约存在的事实是,在中国,高阶技术管理者也很少再碰代码。

更加让人无法忽视的是,陶建辉今年已经整整 52 岁了,距离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其实只剩 8 年。

那么,为什么一位事业蒸蒸日上的 50 岁 CEO 要起早贪黑的写代码呢?

坐在记者对面,他睁着无辜的双眼,解释道:“这(TDengine)是我的主意啊,我自己又能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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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陶建辉写完代码,发了张照片,左下角的茶杯上印着一家三口的照片

不同身份下的“头号玩家”在斯皮尔伯格的同名电影上映后,人们一般用“头号玩家”来形容在某一领域辛苦钻研、拔得头筹还乐在其中的人物。

通常情况下,“头号玩家”在各自领域内,拥有让人难以置信的热情和行动力,好奇的人们喜欢围上去问:“ why ?”,“头号玩家”的回答往往是“ why not ?”,让人一头雾水。

对于陶建辉来说,这种热情并非无根之木,无论是他的工作本身,还是“头号玩家”这项“成就”,都能给他带来巨大的快乐和精神享受。这种愉悦也直观的反映在他的个人谈吐上 —— 抑扬顿挫,感情丰富,仿佛一名热情洋溢的理想主义者。

他曾写过一篇自述:《陶建辉:一个 49 岁的程序员的故事 》,并在文内频频自称“老头儿”,似乎正式宣告了,他即将成为“50 岁以上 CEO”这个特定群体里的“头号程序员”。

“在中国真的找不到 50 岁还在写这种软件的(存储引擎),什么几万行之类的,还敢开源,至少我没有听说过“,陶建辉说道。

不过,“头号程序员”的身份并没有让陶建辉彻底沉静下来,在他繁多的身份标签中,还有一个是“创业者”。

2016 年,他开始筹备成立涛思数据,目标是“成为全球物联网数据处理的第一品牌”。公司还没开张,陶建辉就将竞争对手设定为美国公司 InfluxData 。

虽然二者同样专注于时序数据的处理服务,但彼时的 InfluxData 已经完成了 B 轮融资,总融资金额超过 2400 万美元,且开源生态已经成熟,服务着 ebay、Mozilla 等 40,000 余家独立网站,在时序数据处理领域几乎无抗手。

说起 InfluxData,陶建辉颇有些气势汹汹:“技术创业者必须在技术上打败全球第 1 号对手,如果我在 2016 年判断不出来能打败 InfluxData,我就不做这个公司,我就告诉你,那就叫瞎折腾。”

同时,他认为国内很多“复刻国外技术”的技术创业者“根本就不行”,认为那只是抄袭:“奥,Google 做了个产品,他说:‘我能做’;Facebook 做了个产品,他说:‘我也能做’;开源的代码改了改就成国产的了?真正的技术创业,性能指标上你必须胜过人家 5 倍,否则你就别做了。”

看着陶建辉严肃又目光灼灼地描述这一切,你会突然陷入一种莫名的震动,随后便是接踵而来的疑惑:这个世界的技术型企业是否只分为两类?

第一类:行业第一;第二类:“瞎折腾”的。

其实,只要市场足够大,即便是垄断企业,往往也吃不完全世界所有的“蛋糕”,但陶建辉只想把刀叉握在自己手里,做那个“切蛋糕”的。

现实也确实没有辜负陶建辉,2019 年 7 月,陶建辉在极客邦科技主办的 ArchSummit(全球架构师峰会)上宣布, TDengine 正式开源。截止目前,TDengine 在 GitHub 上已经收割了 11k Star 和 2.9k F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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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engine 的 GitHub 页面

说起开源后的“技术剽窃”问题,陶建辉的自豪溢于言表,他将 TDengine 比做“四大名著”:“开源对我们来说是种产权保护,就像红楼梦,你可以盗版印刷,但谁敢说抄红楼梦里一段?那人家一下就看出来了。”

2020 年 1 月,陶建辉又敲定了近千万美元的融资,由红杉资本和 GGV 领投。在融资公告中,他踌躇满志地表示,新的资金将用来开拓以美国为主的海外市场。

市场广阔、资金充裕、开源生态逐渐成熟,这一切都有些美好到不可思议,与十年前,陶建辉初次创业,不能同日而语。

公司贴封条,借钱发工资十年前,也就是 2010 年,春节刚过,陶建辉与和信的员工正呆立在寒风之中,望着办公室大门上的封条发呆。

那时,陶建辉的公司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欠缴房租,以至于办公室都被人封了:“不让我们进去了,把我们大门从外边锁上了,2010 年我们账上一分钱都没有。”

这次创业的起因是,陶建辉发现向国外发带附件的电子邮件是免费的,发彩信则要 5 毛 -1 元钱。他认为,“简直岂有此理”。

于是,陶建辉觉得机会来了,决定开始第一次创业,做一个移动互联网信息推送引擎——和信,通俗地说,有些像现在的微信。

考虑到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会增加创业难度,他还孤身一人回到了中国。离开了工作近十年的美国,和位于芝加哥的 3000 平方英尺的房产,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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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时任和信 创始人兼 CEO 的陶建辉接受采访

“我父母就没一个支持我的,都觉得瞎搞,拿着那么高的工资,非要自己掏钱搞这些事情。“

没成想,陶建辉的父母不幸言中,回忆起那间贴着封条的办公室,陶建辉哈哈大笑,就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当时公司有十几个人,一下子就走掉一半,没办法,焦头烂额。”

“这是最困难的时刻,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基于一个理性判断,不能说赌徒似的,我再赌一把就赢了。“陶建辉说道,“我当时就认为,我做的这个东西一定有市场,移动互联网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翻来覆去的想了想,陶建辉走回家,拿出手机开始借钱,虽然困难但还是借到 20 万,先把房租交了,又把工资发了,语气还有点委屈:“春节前本来就发了工资了,没欠大家工资,春节后马上又要发工资。”

创业者有时会对自己亲手抚养的公司心生留恋,但那不是陶建辉。仅仅 7 个月后,一度濒临倒闭的和信,就遇见了前来收购的联发科,陶建辉欣然同意了。

2011 年,微信横空出世,陶建辉这才狂拍大腿:“大家天天都在用的微信,我 07 年就想到了,08 年我亲手做出来了呀!结果(机会)让张小龙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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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微信 1.0 发布

作为一名创业者,判断出“风口”在哪还不够,还要推断“风”何时才能刮起来。走的太晚,机会已经被瓜分殆尽;走的太早,则会变成探路的“先烈”。没人能在创业的路上走出捷径,要么运气够好,要么快速成长。很难说陶建辉的运气是好是坏,在涛思数据之前,包括和信,他先后两次创业。

好消息是,两家公司最终都被收购,赚到了钱;

坏消息是,两家公司最终都被收购,与他的理想目标相去甚远。

他像游弋于丛林中的一名猎人,对兔子与野鸭等小型猎物并无太多执念。他本以为年近五十,不会再折腾,没想到却再次“身不由己”地入局。

采访中,他大笑着说:“我现在又看到一个成为千亿美金估值公司的机会,我不进来(创业)?那我不是马大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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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建辉的涛思数据团队合影

赶走投资者,也赶走客户“头号玩家”往往有很多怪癖,如乔布斯喜欢半夜三点给人打电话讨论工作,拒不洗澡还相信灵媒;扎克伯格喜欢在办公室拿着武士刀批评员工,因而被传有“反社会倾向”。

相比之下,陶建辉要简单很多,作为 ToB 赛道创业者,他只喜欢赶走两类人,一类人叫“投资人”,另一类人叫“客户”。

“有的投资人就关注你的利润,我说没有利润,我没有什么收入“,陶建辉显得十分委屈,“MongoDB 都搞了 10 年才上市,哪能像 To C 那么快?”

旋即,他又变得十分强势:“一般这种投资人,我 10 分钟就把他打发了,我才懒的跟他谈,他看不懂我这个东西的意义。”

当类似的情况出现时,投资者自己或许也十分糊涂,还没聊够 10 分钟,就看到陶建辉摊了摊手,说:“那可能就这样了,仔细看,有兴趣再谈?”

然后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除了投资人,陶建辉还有一套选择客户的标准(听起来有点怪)。

“你(客户)必须拥抱新技术,如果一定要我发一个纸质材料、一个 PPT 给你,你就别做我的客户了,我不希望有你这样的客户。我网页、博客上写的那么清楚,你都不愿意看,买我的产品干嘛?我希望认同我理念的人做我的客户。”

2018 年年末开始,经济调整逐渐深入,资本趋于紧缩,已经许久没有创业者发表过上述“独特”的言论了,如果再考虑到陶建辉的“理想主义”气质,人们很容易相信他是个夸夸其谈、志大才疏的人物,而忘了陶建辉也曾攻读过天体物理学的博士学位,:

“我个人更喜欢自己作为物理学家的身份,虽然我毕业之后从来没搞过。物理学家看世界是高度的抽象,手机通讯?其实就麦克斯韦 4 个方程就全部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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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斯韦方程组

如果像观察宇宙天体一样观察陶建辉,他所有“怪癖”的本质都前所未有的清晰起来:他的强势是相对的——在客观趋势和规则面前保持弱势,又在细节问题上保持强势。他的所有“浮夸”理想的背后,都有近乎博士论文般的理论支撑。

他坚决反对理想化的创业:

“做违背潮流的事情,很容易让你自己狭隘,看不见所有的事情,绝对不行。这是创业的大忌,我告诉你,很多人没想明白这一点。”

他也像尊重考试制度一样,尊重商业的内在逻辑:

“融不到钱,千万别创业。你要用钱证明你的产品是有市场的,让别人挑战你。寻求融资过程,也是对产品的商业场景的一个认证。“

对开源,他没有表达太多极客情节,更多是理性的思考:

“首先,基础软件不开源,几乎没人敢用,大家都担心被厂商绑定;其次,开源更便于推广;最后,开源可以扩大纵深,并且给我们带来变相的产权保护。当然,如果你用户群不大,开源就没什么意义了,如果你只盯着中国市场,千万别做开源。“

类似的问题,陶建辉回答的毫不犹豫,侃侃而谈,显然有着长期的思考和积淀。

他习惯性地将商业社会高度抽象,试图抓住其中的本质规律,并在这个过程中怡然自得。

“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希望还在计算机屏幕前”只有在谈到家庭与个人的时候,陶建辉的声音才会降低,那种如“永动机”一般亢奋的情绪逐渐收敛起来:

“我比较幸运,我老婆也挺厉害的,”陶建辉认为自己没有经历过“中年危机”,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又抬高了一些,“你看我儿子已经进入第 2 轮了,MIT 的人工智能大赛,根本不用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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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建辉和儿子讨论问题

陶建辉每晚都去跑步,每次跑七、八公里。

“越忙的时候越要跑,不忙的时候其实不用跑,反正也没什么事干。如果比较忙的话,两周不跑步,我的精力就不行了,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疫情期间,在外跑步不方便,他就在家里骑动感单车,还发朋友圈称自己增重了 5 斤。

即便与工作无关,他也一样的倔强和专注。在不足十平方米的的会议室里,他打着手势、身体前倾,强调着健身的重要性,就像面前有着上万名的听众。

在保持体能这件事情的背后,是对“总要做点事”的持续奔跑。

陶建辉多次表达过要“一直工作”之类的观点。

“有些人退休之后专门搞摄影去了、钓鱼去了,搞好的事情去了,我不乐意……我觉得我可以一辈子都在做技术、写代码,难道 80 岁就写不了程序,我才不相信。“

“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希望还在计算机屏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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