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点什么

“因为 AI 不再招研究生了!”菲尔兹奖得主转身加盟 OpenAI:数学家这份工作很难维持

  • 2026-07-24
    北京
  • 本文字数:5827 字

    阅读完需:约 19 分钟

今天,国际数学联盟(IMU)正式公布了 2026 年菲尔兹奖的获奖名单,四位青年数学家邓煜(Yu Deng)、约翰·帕登(John Pardon)、雅各布·齐默曼(Jacob Tsimerman)以及王虹(Hong Wang)凭借在各自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与突破性成果摘得这一数学界最高荣誉。

其中,邓煜、王虹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此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

而就在新闻发布会上,菲尔兹奖得主之一的 Jacob Tsimerman 宣布,他将从纯数学研究转向 AI 安全领域,并加入 OpenAI。这一消息对外公布后,OpenAI 研究员 Sebastien Bubeck、Boaz Barak、Mark Chen 等人也证实了该消息。多位同行表示,顶尖数学人才入局,将助力学界针对 AI 风险开展安全方向研究。据悉,Tsimerman 计划入职后参与 AI 对齐相关研究工作。

被 AI 影响的职业生涯转变

菲尔兹奖标志着 Tsimerman 现阶段数学职业生涯的高点,这也使他再次进入自我评估阶段。

此前,每当完成一项重要目标,他都会重新判断数学是否仍是自己愿意长期投入的事业。过去的答案始终是肯定的,但这一次,他所面对的变量已经不再只是下一个数学问题,而是正在快速进步的 AI。

Tsimerman 可能是当前顶尖数学家中,对 AI 数学能力判断最激进的人之一。

就在 2025 年,人工智能仍然很难解决高中水平的数学竞赛题。但到 2026 年初,AI 系统开始证明越来越复杂的结果。这一进步目前的推动性事件,是 OpenAI 在 2026 年 5 月推翻了单位距离猜想(unit distance conjecture)。许多数学家认为,这项成果足以发表在数学领域最顶尖的期刊上。

“我其实也曾短暂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没能取得进展。”Tsimerman 在 OpenAI 发布的一篇回应文章中写道,“这是一项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

然而,它也相当令人不安。如果一个通用 AI 模型能够解决困扰人类几十年的数学猜想,那么,那些每天与其他数学家交流、思考抽象问题的学者,未来又意味着什么?

Tsimerman 预计,在几年内,AI 做数学的能力就会超过人类。他也承认,自己目前所熟悉的这份工作,很快可能无法继续维持。

“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非常复杂,但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强烈认同今天这种从事数学的方式。”他说,“这种东西如果消失,确实值得哀悼。我希望我们的数学共同体能够以诚实和同理心面对这一时刻。”

AI 数学能力的提升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数学家们还不知道该如何理解它。一些人依然怀疑 AI 是否真的能够用于严肃严谨的研究中;另一些人,包括陶哲轩,则开始把它想象成一种强大的助手,能够扩展人类数学家的能力边界。

Tsimerman 已经成为第三种、也更具颠覆性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已经通过 AI 提升研究效率,并相信模型很快会超越人类数学家。Tsimerman 曾表示,与聊天机器人的互动使自己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倍以上。他还预计,机器取代人类数学家的时间,会远早于 Tim Gowers 在本世纪初预测的 2099 年。

在开始使用聊天机器人之前,Tsimerman 已经凭借数学成果获得下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全体报告邀请。Tsimerman 原本已经属于不需要进一步提高效率的数学家。

Tsimerman 将聊天机器人的主要用途概括为四类:查找参考文献、为繁琐引理提供证明、总结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以及生成复杂度超出个人处理能力的例子。其中,AI 提供的证明未必完全正确,但有时可以推进到由数学家本人完成修正的程度。这种使用方式并不要求模型独立解决重大开放问题,而是把它当作研究流程中的辅助工具。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变成无条件的技术乐观主义者。相反,他同时担忧数学家职业的瓦解、人类失去亲自发现数学的乐趣和身份,以及更广泛的 AI 灾难性风险。

观察到 AI 能力曲线的陡峭上升后,Tsimerman 认为整个数学领域的未来都可能受到威胁。“两年之内,AI 做数学的能力就会超过数学家。”

这种判断已经改变了他分配时间的方式。Tsimerman 不再招收研究生,因为他担心,此时开始一个传统研究项目,可能是在把学生培养成一个未来根本不存在的职业所需要的人。

“如果一个数学研究生对 AI 没有强烈兴趣,我不知道该怎么带他。”他说。

如今,Tsimerman 花在经典数学研究上的时间减少了。相比组织传统数学会议,他开始协调一些活动,希望帮助数学家为即将到来的变化作准备。

他把研究重点转向 AI 安全。Tsimerman 认为,数学家可以在理解 AI 智能体系统的行为方面发挥作用,并推导出一些证明,确保这些复杂系统不会以人类未预期的方式行动。

“风险极高,赌注也极高,所以我们需要非常高水平的保证。”他说。

抛开社会影响不谈,AI 的发展对 Tsimerman 本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一直热爱数学作为一种解题活动,而这种活动的意义,就在于第一个获得答案。如果机器最终成为比任何人类都更强的问题解决者,他不确定,这份工作是否还具有足够意义,能够让自己或其他数学家继续投入其中。

2026 年 5 月初,他首次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并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这一点。“很多人对数学最主要的乐趣,来自各种形式的问题解决。”他写道,“如果这种东西消失,那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很多人可能因此不再愿意做数学。”

如果不再继续做数学,Tsimerman 希望下一步可以利用自己的能力,帮助阻止 AI 可能带来的一些最具灾难性的风险。

去年,他参与撰写了一篇论文,列出了一系列可能导致全人类灭绝的事件,也就是“全部或几乎全部人类死亡的情景”。其中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可能性包括:失控 AI 系统杀死人类;AI 辅助战争导致相互确保毁灭;太阳能农场取代农业用地,最终让人类陷入饥荒。

Tsimerman 目前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不妨碍他继续尝试。

“他是一位极其出色的问题解决者”

“他是一位极其出色的问题解决者,什么都能学会。”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教授、Tsimerman 的博士生导师 Peter Sarnak 评价道。

很多数学家将研究描述为对真理和美的追求,但 Tsimerman 更习惯用目标和竞争来解释自己的动力。

“以我的经验来看,我想很多人的体验也一样,数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目标导向的事业。”他说,“当你把视角拉远时,真理和美当然都在那里;但当你把镜头拉近,你想的只是赢。”

这种强烈的目标感贯穿了他的职业生涯。从少年时代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到攻克 André-Oort conjecture,再到菲尔兹奖最后一个资格周期中的集中冲刺,Tsimerman 始终将自己置于高难度问题面前。

不过,他也曾刻意避免把菲尔兹奖变成职业生涯的唯一目标。

“我曾经明确告诉自己,不要把获奖当成目标。”他说,“我对自己说,‘Jacob,你不能对这件事着魔。’”

这一自我约束维持了近 20 年。直到进入最后一个仍具备获奖资格的周期,他意识到此前的研究成果已经让自己成为有力竞争者,才决定全力争取。

“两年前,我知道自己已经很接近了,于是我确实允许自己对它着迷。”他说。

从竞赛天才转向数学研究者

Tsimerman 于 1988 年出生于俄罗斯喀山,3 岁时随家人移居以色列,9 岁时又迁往多伦多。他的母亲是一名高中数学教师,父亲则从事计算机科学工作。

少年时期,他便开始参加数学竞赛。七年级第一次参加 Canadian Mathematical Olympiad 时,5 道题中大部分都未能解出。比赛结束后,12 岁的 Tsimerman 又在多伦多大学找了一块黑板,花数小时重新研究其中一道几何题,最终将其解开。

这次经历确立了他此后对数学研究的一项核心认识:真正重要的能力并不只是迅速获得答案,而是在长时间没有进展时,仍然能够留在问题中。

“竞赛数学教会你,即便几乎可以肯定自己已经卡住,仍然要在同一道题上坐上很多个小时。”他说,“如果这都不算研究数学,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才算了。”

此后,他每天放学后用约 5 小时练习奥数题。2003 年,15 岁的 Tsimerman 在多伦多举行的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中获得金牌;2004 年在雅典举行的比赛中,他又取得满分。

拿到满分后,他选择退出竞赛数学。在他看来,继续参加比赛已经很难再增加新的证明,反而可能损害此前的成绩记录。至少在数学竞赛阶段,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赢的了”。

16 岁时,Tsimerman 离开高中,进入多伦多大学学习,并在 18 岁时取得数学本科学位。2006 年,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来到普林斯顿后不久,他主动找到 Sarnak,希望获得研究指导。Sarnak 先给了他一份很长的书籍和论文清单。研究生阶段的前 8 个月,Tsimerman 主要在阅读这些材料,但理论越积越多,他越难判断自己是否具备从事前沿研究的能力。

最终,他向 Sarnak 提出,希望获得一个具体问题。“我说,‘我需要一道题。我必须有一个问题可以做,因为我不能一直只读理论。’”Tsimerman 回忆道。

Sarnak 交给他的是一道解析数论问题,而这恰好是 Tsimerman 本科阶段最不喜欢、也原本希望避开的方向。但他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与 Sarnak 合作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研究论文。

这项成果让 Tsimerman 第一次确认,自己不仅能够解决竞赛题,也能够进行真正的数学研究。

“前两年我一直特别害怕,也有些焦虑。”他说,“第一篇论文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写出来。直到我真的写完,它对我来说一直都像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我才想,‘好吧,我能做到。’”

此后,Sarnak 不断给他安排难题。很多问题经过数月思考仍毫无进展,但 Sarnak 并不认为这意味着失败。他希望 Tsimerman 通过反复尝试,理解高难度问题究竟卡在哪里。

“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先理解困难究竟在哪里。”Sarnak 说,“你必须失败,并逐渐形成关于答案可能在哪里的直觉。最好的学习方式,是亲自尝试,失败,形成直觉,然后再次尝试。”

Tsimerman 研究生阶段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是安德烈-奥尔特猜想(André-Oort conjecture)。

这一猜想最早由 Yves André于 1989 年提出较为有限的版本,Frans Oort 又在 1995 年给出更一般的表述。它研究算术结构与高维几何空间之间的关系,核心思想是:如果某些原本不应频繁出现的特殊算术现象集中出现,那么其背后往往存在更深层的几何结构。

“如果出现了一个你原本不预期的算术现象,那么背后应该存在一个几何原因。”Tsimerman 说。

在安德烈-奥尔特猜想的研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证明特殊点不会孤立出现。数学家可以通过 Galois 轨道,从一个特殊点出发,借助数系中的对称性找到更多相关点。

Tsimerman 在博士论文中研究的正是这些 Galois 轨道的规模。他试图证明,在安德烈-奥尔特猜想所讨论的环境中,相关轨道至少包含一定数量的点,从而把分散的算术现象转化为更大几何结构的证据。

到 2010 年前后,数学界已经在该猜想上取得部分进展。一个法国团队曾证明,如果广义黎曼猜想成立,那么安德烈-奥尔特猜想也成立;牛津大学数学家 Jonathan Pila 则提出了另一条不依赖该假设的研究路径,但当时只能处理较简单的情形。

2010 年,Sarnak 邀请 Pila 前往普林斯顿介绍相关工作,并安排 Tsimerman 参与讨论。

Pila 的方法需要一种产生大量特殊点的机制,而 Tsimerman 关于 Galois 轨道的研究恰好能够提供这一环节。Tsimerman 随后将两条技术路线结合起来,在博士论文中证明了安德烈-奥尔特猜想一个重要而困难的特殊情形。

这一成果使他从数学竞赛中的少年天才,正式进入一线研究者行列。

将一个领域的方法带到另一个领域

博士毕业后,Tsimerman 曾短暂接触量化金融。他在 Jane Street 实习两个月,也曾在另一家投资公司兼职。量化金融同样提供困难问题、聪明的合作者和明确的结果反馈,但他最终还是选择继续从事数学研究。

“我就是喜欢做周期更长的研究项目。”他说,“它们更自由。”

离开普林斯顿后,Tsimerman 开始尝试建立属于自己的研究议程。他寻找的并不只是某个领域中最热门的问题,而是自己掌握的工具可以形成独特优势的研究方向。

“你应该在一个领域学会专业能力,再把它带到另一个尚未使用这些能力、但它们又可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他说,“这就是会下金蛋的鹅。”

这一方法后来成为他职业生涯的重要特征。

在研究霍奇理论时,他与 Benjamin Bakker、Yohan Brunebarbe 合作,将安德烈-奥尔特猜想研究中使用的工具引入新的领域。

霍奇理论通过将几何空间转化为函数、积分等分析对象来研究几何结构。20 世纪 70 年代,菲利普·格里菲思提出,在部分情况下,即使几何对象进入更灵活的分析框架,某些底层代数结构仍然应该保留下来。

这一问题被称为格里菲斯猜想。2018 年,Tsimerman、Bakker 和 Brunebarbe 完成了证明,并建立了名为 o-minimal GAGA 的新框架,用于判断某些分析空间是否具有隐藏的代数结构。

这项工作意味着,Tsimerman 已经不再只是能够攻克既有问题,也开始建立其他数学家可以继续使用的新工具。

“数学界喜欢区分问题解决者和理论建构者。”Sarnak 说,“Jacob 既是问题解决者,也是理论建构者,而且两方面都非常强。”

进入 2020 年代后,Tsimerman 的研究成果开始集中出现。

2021 年,他与 Jonathan Pila、Ananth Shankar 发布了安德烈-奥尔特猜想的完整证明,结束了从研究生阶段开始、持续十余年的研究过程。此后,他继续深入霍奇理论。2024 年,他与 Bakker 及另外两位合作者证明了该领域中关于特定空间的一项重要定理。

相关成果为他带来多项奖项,包括 2022 年 New Horizons in Mathematics 奖和 2023 年 Ostrowski Prize,也使他逐渐成为菲尔兹奖最受关注的候选人之一。

为菲尔兹奖放弃“有趣的支线项目”

当菲尔兹奖进入现实可争取的范围后,Tsimerman 改变了选择研究项目的方式。

过去,他经常根据个人兴趣开展一些规模较小的研究,将其称为“这里做点酷的小东西,那里做点酷的小东西”。但在最后一个具备菲尔兹奖获奖资格的周期中,他开始集中精力投入深度更大、影响更明确的项目。

“为了争取这个奖,我非常努力,也牺牲了一部分乐趣。”他说。这种牺牲主要不是增加工作时长,而是放弃部分轻松、有趣但影响有限的研究,将精力集中到更具挑战性的课题上。

“我不再做那些有趣的支线项目,而是认真投入高回报项目。”他说。

其中一个项目是与多伦多大学数学家 Arul Shankar 合作研究“四次域的次级主项”。Tsimerman 很早就希望完成这项工作,但因为涉及大量复杂计算和技术细节,一度被搁置。

在菲尔兹奖目标明确后,两人集中数月推进相关计算,并于 2025 年 8 月发布成果。2024 年至 2025 年间,Tsimerman 共在 arXiv 发布 11 篇论文,覆盖多个数学方向。

2026 年 1 月一个星期五的深夜,他收到 IMU 主席 Hiraku Nakajima 发来的邮件,对方希望安排一次通话。Tsimerman 随即叫醒妻子,告诉她自己可能已经获得菲尔兹奖。经过整个周末的等待,他在周一获得了正式通知。当时,他正在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所访问。

“我在 IAS 的树林里走了一会儿,让残余的紧张感消散,也让自己真正接受这件事。”他说,“感觉很好。”

参考链接:

https://www.begiant.ca/stories/people/jacob-tsimerman-math

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jacob-tsimerman-wins-2026-fields-medal-for-andre-oort-conjecture-proof-2026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