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至易:实践者的思想(七十九):附录——附四:工程的本质问题是组织(契约社会与人情关系之间的区别)

阅读数:16 2019 年 10 月 12 日 16:44

大道至易:实践者的思想(七十九):附录——附四:工程的本质问题是组织(契约社会与人情关系之间的区别)

中国的传统社会模型是基于人情关系的,这与儒家的社会阶层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儒家从根本上来确定了天地人伦的关系之后,人们的社会行为、族群关系以及家庭婚姻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的自然发展。因此,我们讨论的同学、朋友、党派、宗族以及更简单的门当户对等,都是人情关系的基础单元。并且这样的基础单元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中,是文化内涵的一部分,也是构成我们民族化的人性的一部分。

人情作为社会成本的一部分(如果将规模缩小到一个组织,则是组织成本的一部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状况。这个成本在不同的领域与不同的事务之间,并不是均匀分布的。有些领域例如产品生产,人情成本会少一些,而另一些领域,例如组织构建,则会多一些。粗略地分析这一分布的模式,大体上(并且与后面我们要讨论的契约社会比较来看)可以认为:所需要决策的事物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的依赖程度,决定了人情关系的比重。

我们将人情社会中的人情成本转嫁为信任成本的缘由在于,很大程度上来说,人情是构成社会信任(以及组织信任)的要素。对于任何一个事物的决策,信任所带来的收益往往是别的努力所无法达到的,例如开上 100 小时的会议抵不上老总的一句口头传达。这看起来是政治与权力在起作用,事实上也可以看着对权威的普遍信任。

我们讨论的“组织”,既是社会背景下的一个局部群体,也是社会行为模式下的一个普遍模式。简单地说,我们的大多数组织都是人情组织,而这样的组织下也都是人情成本转嫁为信任成本的。正如某天,一个开发人员对我说他想转职去做管理,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去做管理,有多少人会听你的?同样的问题是:你去做产品,有多少人听你的”,或“你要去创业,又能拉上几个兄弟的人马?”

当这样的问题提出来时,我们的大多数开发人员都哑口无言。因为多数工匠思维下的工程师是关注做事,而不关注人情的。在我们的社会与组织背景下,事做得好不好,只是整件事情中的一个比重较大,但不十分关键的因素。同样地,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的组织方法,与“在做的事情”关系也并不大。例如我常常让别人思考:“为什么外行可以当领导?”我的意思是说:领导作为一门技术,显然也是有其方法的。所以,反过来也可以问:一个“很有领导能力”的领导,为什么不能做(这件事的)领导?然而,这样的逻辑——至少在我们的背景下——掩盖了基于人情与信任的那些逻辑,即我们的组织基础以及由此进化而来的行事逻辑。

然而我并不是要将这样的组织与逻辑引入到我们的“工程”中来。正好与此相反,我是要将这些因素从工程中排除出去。我是想彻底地问清楚:工程到底是什么呢?在我们的讨论语境下,所谓工程,指的是一种行事方法。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方法是依赖背景的”,则我们不会转而去看一看这些背景,也就不会把这些背景摒弃在我们的工程之外,也不会善用之,使其变成有益于工程方法的一部分。然而这仍然存有巨大的风险:工程究其底里仍旧是事,它必然有着方法的背景。那么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组织与逻辑”推出去了,又能把什么样的东西拿进来呢?

我的答案并不是“契约”。

只有基于契约的利益得失严重影响到社会成本时,“契约”才能够作为组织手段实施。这是基于“自利”这一思维模式的、必然的、必须的组织结论。换个简单的说法,就是如果毁约代价大,则大家都守约;否则,大家该人情还人情,该无耻还无耻。就如同没有极端代价的、公义的法律约束,大家就会犯法一样——这看起来很是好笑,但我们的社会在底子里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模式1

1 至于这一模式诸多的内在与外在的驱动力,还可以有相当多的讨论,但并不是我们这里的话题。

有没有可能换一个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呢?比如信仰,又比如文明。但如果没有与法律这种“人与社会的契约”类似的东西的话,又何以判断行为是否“文明”,或是否是“信仰所确定的一部分”呢?看起来,“道德”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解,也就是“讲道德”大概是文明的,或符合某种信仰的规义的。但“道德”又是什么呢?

我一直说我们的思维模式是理性而又逻辑的,因此我们必须先说清楚“是什么”。然而在我们的实践中,是不是要这样才没有“错”呢?看起来,我们一方面在花极大的时间去讨论这样的“正确与否的问题”与“问题的正确与否”,却在一些现实中要去解决的“事”上寸步不前。

换言之,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大家普遍看起来“道德一些”的东西拿来就用,而暂且无视它学术的、逻辑的或严谨的定义呢?

回到契约的本质上来。即使我们承认一个人的选择是自利的,承认这个选择的背景是阶层化而非自主平等的2,但为什么不能将选择的结果视为契约的呢?“诺”于一职,“诺”于一事,于“人情社会”真的就是挑战么?我认为不是的。所以在我看来,工程在具体上于我们的解,便在于大家对事的负责与不负责,而不在于对组织 “是否契约”的讨论。若变了法子要去改变组织,或要去理解组织的全体,既无益于我们的一个具体的工程,亦无益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如果是后者,那你的选择应该不是“做一事”,而是组织的革命3

2 维护契约及其平等性才有必要,因为这就是社会信任的全部出处。然而,如果我们以“既存的人情”与“基于人情的组织”来讨论这一问题,那么人情关系对信任的影响就相当大了,而“维护契约及其平等性”的必要性则会相应地变小。

3 做好一职,做好一事,是我对事的求解,而非对组织的求解,亦非对软件工程的求解(它可以视为从组织视角出发,在具体工程下的一个可能的解)。需要明确的是,所谓“一诺”是基于道德的,而非基于契约的,只是在形式上用到了契约的封皮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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